学习
莎拉·埃尔森(Sarah Ellson)如今在伦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1990至1993年在基督学院攻读社会学，随后又拿到一个法律学位。她说，剑桥、牛津的本科学位并不总能在就业市场上畅通无阻，所以她需要另一个学位。“我觉得，剑桥的教育观念更多是培养学生的思考方法和精神生活习惯，而不是实际技能培训。剑桥的许多老师的确拥有世间最聪慧的头脑，如果我现在回到剑桥读书，收获肯定比我19岁时去更大。”
莎拉在音乐会上演奏大提琴，参加过话剧演出，但在剑桥最骄傲的事情是1993年作为学校女子轻量级划船队的一员击败了牛津队，这是6年来唯一一次胜利，她和她的丈夫就相识于基督学院的划船俱乐部。“我们生活在那么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记忆，我们从船屋骑车去听课，一起逛酒吧，在花园散步，在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前能有那么一段时光真是幸运。”
剑桥大学博士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如今也生活在伦敦，担任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舍位于伦敦布卢姆茨伯里，紧邻大英博物馆和大不列颠图书馆。她说：“我离开剑桥的原因很简单，剑桥大学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终身教席，剑桥的传统是每个领域只有一个教授，尽管这些年来教授的席位在增加，但在那里获得一个终身教席还是不容易。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在剑桥度过了4年愉快的教学生涯，我喜欢那里，我的丈夫还在剑桥大学的英语系工作，所以我能同时享受剑桥宁静的生活和伦敦的生活。”
朱莉娅·洛弗尔在剑桥读中文，她说，做这个选择不是因为李约瑟或者哪位汉学家的影响，而是她在某一年的圣诞假期看了一部“007”电影，影片中邦德有这样的台词——我在剑桥学东方学。“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和詹姆斯·邦德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从历史系转到东方学系。系里的老师很好，剑桥在学习外国文化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特别是印度和古希腊研究，可我是个笨学生，头3个月我记不住任何一个中国字。我的老师花费了太多时间帮助我，我有时会觉得，能有机会在剑桥读书是一种特权。如今，剑桥生活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自由的感觉，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干——学习，戏剧，音乐，体育——我是个很差的足球选手。”
在9月暑期到访剑桥实在有不合时宜的感觉——每年暑假，会有一家剧团在各学院的草坪之上轮番上演莎士比亚的话剧，但他们已经演完开拔了。剑桥电影节还没有开幕，免费音乐会也屈指可数，倒是各类体育俱乐部已经把招收新会员的广告打了出来——板球、橄榄球、马术、自行车、划船，后两个体育项目中，剑桥出过不少奥运会冠军选手，自然是这里的热门。但乒乓球也有俱乐部，土地经济系另一位中国博士邓亚萍只在乒乓球俱乐部出现过一次，打败了剑桥排名第一的男选手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这样回答我们的提问：“剑桥的老建筑的确让人兴奋，但我在剑桥关注的两点是女孩和创作。在本科毕业之后，我的确有机会在那里读博士，或者到哈佛大学去念历史学博士，但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没有接着读学位。”德波顿目前经营着他2008年创办的“生命学院”(The School of Life)，这所学院设在伦敦的市中心，更类似一个能举办沙龙的小书店，他说，他创办这家“生命学院”是为了教授人们“赖以生存的观念”，以激励人们通过阅读和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希望能挑战传统的大学，重新组织知识的架构，远离教化的知识。尽量给予人们本该是大学所给予的：通过文化的帮助获得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智慧。
年轻的莉娅(Liya)本科时以欧盟学生身份就读于基督学院，今年将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是一位德国籍的华人，之所以选择在剑桥而不是在德国上大学，她说：“剑桥的本科生教育采用导师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