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大学男女间轶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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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暗度陈仓
1974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取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启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积极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象，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竞争的对手。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没有。我们需要每年挣够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盹。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付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1976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著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被镇压了，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
过了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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